(二)改革后的金融机构尚未完全转化为现代企业虽然，大部分国有金融机构已完成重组注资，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这还仅仅只是完成了金融机构外部环境改变，或者说，进行了物理变化。
此后又推广至重庆、河北、沈阳等。1997年以来沪市发行上市的国有企业数量、发行股份及融资金额情况如上表所示。
最终明确，凡是能归还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贷款。一、国有金融企业改革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金融机构都是金融体系的主体。一是出台《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三是政资不分，监管部门集监管与投资人于一身。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
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国有保险公司的改革要求：坚持国家控股的原则，加快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步伐，通过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参股，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经营活力和竞争能力。二是实行外汇留成上缴制度基础上的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管理体制。斯密写道，新的失业者要么饿死，要么通过乞讨或犯罪——甚至可能犯极恶之罪——来维持生存，而且贫困、饥荒和死亡将会立刻弥漫……[2] 斯密反对排斥市场的干预，但是不反对那些容纳市场并且以补充市场未做的重要事务为目标的干预。
这场经济低迷有可能在2009年急剧恶化，而且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将会发生一场全面的经济萧条，其规模甚至可能达到1930年经济大萧条的程度。 三历史地看，直到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实践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并使得一个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出现。四 就在近来亚当·斯密被大量引用（即使没有被大量阅读）的时候，最近又出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强盛复兴。现在，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正被讨论的再生信用市场的方案，包括紧急融资（企业要求对真正放贷的金融机构进行补贴），政府购买不良资产，针对偿款失败进行保险，以及银行国家化（这最后一个提议令很多保守派吓坏了，正如交给银行的公共资金被私人控制让关心可问责性的人们感到担忧一样）。
他不仅支持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贫困救济（同时，要求那些接受援助的贫困者获得比当时的《济贫法》给予他们的更大的自由），而且他深深地关注可能存在的赤贫和不公正现象（除非消除它们，否则市场经济便是不成功的）。恰恰在更需要国家监督的时候，被需要的监督却收缩了。
) 进入专题： 资本主义 。然而，西欧的国家健康服务既为全民提供护理，而在国家保险之外，也允许那些有钱并有此意愿者进行私人治疗，购买私人健康保险。在世界范围内，它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水平已经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了，然而它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成绩仍然相对较低，而且有超过4000万人口缺乏医疗护理的保障。)(阿玛蒂亚·森：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庇古将经济波动部分地归咎于心理原因，它包括： 人们（他们的行为控制着产业）的心理波动，这种心理波动来自对商业预期的不当乐观或不当悲观所导致。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尽力逐步地重新引入面向全民的医疗保险，而奥巴马之下的美国政府，也致力于使得健康保险全民化。本文首发于2009年3月26日《纽约书评》第56卷第5号。这个讨论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今天，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具有特定用法的术语？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观念确实具有过重要的地位，然而到如今，其有效性或许已经所剩无几了。
例如，在缺乏国民医疗服务的情况下，每一次失业都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即失业者被排除在基本的医疗护理之外，这要么是因为收入的丧失，要么是因为和工作绑定在一起的私人医疗保险的丧失。庇古远比凯恩斯更加关注经济心理学（economic psychology），以及它影响商业循环、塑造和强化把我们推向经济萧条的商业衰退（恰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方式。
我们如何评价理论经济学家所教导和拥护的、作为经济政策之向导的经济学思想。在这个背景之下，特别是考虑到福利国家是在斯密的时代之后很长时间才出现的，因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命运的极度关注（和担忧）是非常显著而令人惊讶的。
如果我们想要寻找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它包括对各种公共服务和考虑周良的规则的合乎实效的选择，那么，我们会是在跟随，而不是背离斯密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和批评中所描绘的改革计划。凯恩斯需要被补充的第三个方面，涉及他对社会服务的相对忽视——事实上，在这个课题上面，甚至奥托·冯·俾斯麦都比凯恩斯谈得更多。五还有一个理由，也能够说明庇古和凯恩斯之对比的重要性。在1月于巴黎举行的一场名为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论坛上，新、旧资本主义的观念扮演了活跃的角色。在18世纪对市场和资本运用的早期阐释之后，紧接着出现的经济学分析在主流经济学内部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市场观念体系。事实上，包括斯密在内，市场运行的早期提倡者们并没有把纯市场机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美的运行体制，同样，他们也并不认为利润驱动就是所需的一切。
例如，在讨论反高利贷法的时候，斯密希望国家规范在那些鼓吹不稳定贷款的投机分子面前，为公民提供保护： 这样，国家的巨大资本，就不能为想赚钱并有利使用的人所用，而落入那些浪费者和破坏者的手中。首先，我们真的需要某一种新资本主义吗？我们原来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单一集中式的经济体系，它建立的基础是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它的社会价值是我们可以从道德上进行辩护的。
比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的先驱性著作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动力机制以及这种动力机制何以能够运转，特别是它怎样运转。他讨论的是那些更加宽泛的价值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超越了《国富论》中的利润，在他的第一本书，正好在250年之前的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他对以非逐利价值为基础的强烈的行为需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上面的局限性，需要引起我们更大的注意。中国和美国的调整进程都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实现两种社会的长期转型方面，这一调整应该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然而，只是在非常局部的意义上，凯恩斯能够是我们的救星。可问责性被严重削弱了，监督和规范的需要变得更加强烈。而且在1979年改革之后，健康保险不得不由个人购买（除了在一些相对罕见的情况下，国家或某些大公司向它们的雇员或家属提供保险）。经济的承受能力当然是一个问题，然而，正如喀拉拉邦的印度政府的范例所表明的，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建立面向全民的由国家保障的全民医疗服务是可能的。
但是，美国面临着最大的挑战。这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否认，市场的运转需要国家行为通过创造工作岗位和收入来进行补充（比如，通过工作法案）。
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良的政府管理（比如布什政府的不良管理）和不良的个人行为（或者约翰·麦凯恩在总统竞选中说的华尔街的贪婪）导致的。[1]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情况有时候并未发生，而且，我认为，对于商业和银行如今面对的由广泛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带来的困难——这种恐惧和不信任冻结了信用市场，妨碍了信用的有序扩张——他不会感到特别困惑。
与这些服务相联系的经济权利，并不建立在私有权和财产权的基础之上。[4] 对于市场经济的自我纠正能力的盲目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要为美国的制度规范之被取消负责，它如此忽视投机分子的活动，足以令亚当·斯密震惊。
六凯恩斯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我们的视野必须更广一些。在安排对目前危机的反应方案时，在不择手段地进行普遍性经济扩张时，我们有进行批判的必要，并给予社会底层以特别的关注。[7] 既然在每一种经济体内部，以及在全世界，最贫穷者的苦难迫切需要关注，那么政府和商业之间的支持性协作的作用就不能仅限于相互协调推进经济。同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提出社会市场——由共识─建构政策（consensus –building policies）的组合来约束的市场——这个旧的德国观念作为新资本主义的可能蓝图（虽然在最近的危机中，德国并不比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做得更好）。
感谢作者惠赐本文中文首发权。尤其是，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指示我们去寻找哪一种体制、哪一种优先性。
现在出现的最激烈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需要变革？一些支持无约束的资本主义（unfettered capitalism）、拒绝变革的人们相信，将短期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分的谴责。[5] 很难忽略这一事实，即在相互强化的低迷的凯恩斯效应之外，今天，我们强烈遭遇到了不恰当的悲观主义的错误。
危机，并非仅仅提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当下挑战，它也提供了一个处理长远问题的机会，因为这时候人们愿意重新考虑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但同时，在对市场经济的信任的引导下，中国也取消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
